综述：人类-动物-环境界面上的抗菌药物耐药性：驱动因素、传播和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一体化健康视角
综述：人类-动物-环境界面上的抗菌药物耐药性：驱动因素、传播和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一体化健康视角
抗菌药物耐药性（AMR）是一个全球性健康威胁，由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中的抗菌药物使用与环境压力的相互关联驱动。本综述综合了关于人类-动物-环境界面上与AMR相关的主要驱动因素、传播途径、储存库、监测挑战和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最新证据。研究人员通过检索PubMed
抗菌药物耐药性（AMR）是一个全球性健康威胁，由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中的抗菌药物使用与环境压力的相互关联驱动。本综述综合了关于人类-动物-环境界面上与AMR相关的主要驱动因素、传播途径、储存库、监测挑战和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最新证据。研究人员通过检索PubMed、Scopus、Web of Science和Google Scholar，使用与AMR、一体化健康（One Health）、抗菌药物使用、传播、监测和公共卫生应对相关的术语，识别了截至2026年3月发表的相关文献。考虑了同行评审的研究、系统综述和可靠报告，排除了重复、不相关、非英语和非同行评审的出版物。AMR由人类医疗保健、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中的不当抗菌药物使用，以及废水、农业径流和药物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驱动。耐药微生物和抗菌药物耐药基因通过食物、水、直接接触、职业暴露、野生动物和水平基因转移在各领域间循环。在综合监测、跨部门数据共享、诊断能力、实验室基础设施和实施方面仍存在重大差距，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这些挑战因分散的治理、不充分的监管、有限的管理以及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部门间协调不力而加剧，阻碍了有效的AMR预防和控制。遏制AMR需要协调的一体化健康行动，整合抗菌药物管理、感染预防、改进诊断、统一监测、环境监测和跨部门数据共享。加强实施能力和公平合作对于有效且可持续的AMR控制至关重要。
抗菌药物耐药性（AMR）已成为21世纪最大的公共卫生威胁之一，削弱了多年在预防和治疗传染病方面的进展。耐药细菌感染导致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更长的住院时间以及巨大的经济成本，给全球卫生系统带来巨大压力[1]。近期估计显示，2019年细菌性AMR直接导致约127万人死亡，并促成近500万人死亡，这一负担主要落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如果不采取有效行动，预计到2050年，全球细菌性AMR负担将大幅增加，对死亡率和卫生系统造成重大影响[2]。
AMR的出现和传播受到超越人类健康环境的复杂因素驱动。在医学、畜牧业、水产养殖和农业中，抗菌药物的误用和过度使用加速了耐药微生物的选择[3]。这些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通过直接接触、食物链、水系统和环境污染在不同部门间传播，显示出AMR的相互关联性[4,5]。环境来源，如废水、地表水、土壤和沉积物，在维持和传播抗菌药物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通常在许多监测和控制计划中被忽视[6,7]。
鉴于这种复杂性，一体化健康（One Health）方法已成为应对AMR的重要途径。一体化健康强调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之间的联系，呼吁跨部门和跨学科的协调行动[8]。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已支持将一体化健康作为全球AMR行动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尽管政治承诺不断增加，实施仍不均衡，在综合监测、数据共享和政策协调方面仍存在差距，尤其是在资源有限地区[9]。
本综述旨在从一体化健康视角综合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交汇处AMR的最新证据。具体而言，综述旨在：（i）总结人类、动物和环境领域中AMR的主要驱动因素和来源；（ii）描述连接这些领域的关键传播途径；（iii）审查与一体化健康AMR控制相关的现有监测系统、公共卫生措施和政策应对。通过提供连贯的概述，本综述希望为公共卫生从业者、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信息，同时突出协调行动的关键领域，以减轻AMR的全球威胁。
在PubMed、Scopus、Web of Science和Google Scholar中进行了全面文献检索，以识别截至2026年3月发表的相关研究。使用了与AMR、一体化健康、人类-动物-环境界面、传播、驱动因素、监测和公共卫生应对相关的术语组合。纳入了同行评审文章、系统综述和可靠报告，排除了重复、非英语、不相关和非同行评审的出版物。
一体化健康整合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解释耐药微生物和耐药基因如何通过相连的生物和生态系统发展、持续和传播[10]。
AMR不限于人类临床环境，受医学、兽医、农业和环境领域相互关联的实践和暴露影响。在人类健康中，不当的抗菌药物处方、薄弱的感染预防和控制以及有限的诊断能力创造了有利于耐药病原体的条件。同时，在食用动物和水产养殖中广泛使用抗菌药物用于疾病预防、促进生长和治疗，推动了动物相关细菌中耐药性的选择[11]。这些耐药微生物可通过直接接触、工作场所暴露或食用受污染食物传递给人类。
环境既是AMR的储存库又是传播途径。抗菌药物、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通过废水、药物排放、农业径流和不当的医疗废物处置进入环境。水生和陆地环境有助于耐药基因在多种微生物群落中持续和传播，这一过程增加并重新分配了跨部门的耐药性[6,7]。这一生态方面凸显了环境在AMR循环中并非被动受体，而是活跃参与者。
AMR传播可被视为一个动态网络，通过多种双向途径连接人类、动物和环境。这些途径包括食物链、水系统、土壤污染、野生动物和人类活动。水平基因转移（HGT）方法，如接合、转化和转导，允许耐药基因在细菌物种和生态位之间移动，使遏制工作更具挑战性[4,5]。因此，一体化健康模型将AMR呈现为一个更广泛的系统问题，需要整合监测、协调政策和跨部门合作行动，以有效减轻其对公共卫生的影响。
AMR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削弱了对常见细菌感染的有效治疗，并增加了严重疾病结局的风险。几种耐药病原体因其全球存在、临床影响和有限的治疗选择而特别令人担忧（表1）。WHO已将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i）、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和肠杆菌目（Enterobacterales）以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VRE）和耐药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列为优先病原体[12]。这些微生物在全球范围内导致大量医疗保健相关感染和社区获得性感染，并对AMR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做出重大贡献[1]。
临床因素在AMR的上升和传播中发挥关键作用。不当的抗生素处方，如不必要地治疗病毒感染、过度使用广谱药物以及不正确的剂量或治疗持续时间，仍然常见[13]。有限的诊断能力和抗生素管理薄弱，尤其是在LMICs，使问题恶化。医疗机构由于高抗生素使用率、侵入性操作、长期住院和薄弱的感染预防与控制，促进了耐药病原体的选择和传播[14]。因此，医院和长期护理机构可能成为多重耐药微生物的主要来源，并将其传播到更广泛的社区。
AMR也在社区中通过密切人际接触、受污染的食物和水、卫生条件差以及环境因素而日益传播。社区相关MRSA、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和氟喹诺酮耐药沙门氏菌（Salmonellaspp.）说明了在医疗机构外发现的耐药病原体[15]。国际旅行、人口流动和拥挤的城市区域促进了跨区域的传播。解决AMR需要协调监测和行动，在更广泛的一体化健康方法下连接临床、社区和环境设置。
在许多LMICs，耐药病原体的社区传播因社会和结构性因素而恶化，包括无需处方即可轻易获得抗生素、自我用药、非正规医疗提供者以及患者对抗生素处方的期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系统薄弱有助于耐药微生物在医疗机构外持续循环，这一情况凸显了针对社区的干预措施在应对AMR中的必要性[2,16]。
在动物健康和食品生产中使用抗菌药物对全球AMR的上升和传播至关重要。抗菌药物常被用于治疗疾病、预防疾病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促进生长，用于牲畜、家禽和鱼类。尽管这些做法有助于提高动物生产力，但其广泛且往往粗心的使用对细菌种群施加了显著的选择压力，导致耐药菌株的发展，这些菌株可影响动物和人类健康[11]。
在全球范围内，食用动物占抗菌药物总使用量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在集约化养殖的家禽和水产养殖中增长迅速。在水产养殖系统中，开放环境中使用抗菌药物可促进养殖动物和周围生态系统中的耐药细菌，增加耐药基因传播的潜力[17]。在陆地畜牧系统中，高动物密度以及常规使用预防性和治疗性抗菌药物增加了畜群和禽群中耐药细菌的生长和持久性。
动物中抗菌药物耐药细菌的上升直接影响食物链。耐药病原体和共生细菌可在屠宰、加工和处理过程中污染肉类、奶制品、蛋类和其他动物产品。显著例子包括产ESBL大肠杆菌、氟喹诺酮耐药弯曲杆菌（Campylobacterspp.）和多重耐药沙门氏菌。这些已在食品中经常被发现，并与人类感染相关联[18]。一旦这些细菌进入人类群体，它们可引起更难治疗的感染，并可将其耐药基因传递给其他感染人类的细菌。
除食源性传播外，职业暴露是一个显著但常被忽视的AMR传播途径。农民、兽医、屠宰场工人以及其他参与动物护理和食品加工的人员通过直接接触动物、动物废物和受kaiyun体育官网污染区域，面临更高的耐药细菌定植或感染风险[19]。这些个体可作为传播耐药微生物的桥梁，在动物环境和社区之间移动。这些因素强调了在动物生产系统中结合抗菌药物管理、生物安全和监测的必要性，作为广泛的一体化健康方法的一部分，以减轻AMR对公共卫生的影响。
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证据表明，集约化家禽、牲畜和水产养殖系统可通过高饲养密度、有限的兽医监督和非治疗性抗菌药物使用放大AMR[20,21]。耐药细菌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农场环境和直接接触传播给人类。高水平的多重耐药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弯曲杆菌，以及动物-人类细菌重叠的证据，凸显了食品生产系统作为一体化健康AMR连续统中的关键节点[11,21,22]。
环境在AMR的上升、持续和传播中发挥关键作用，既是耐药细菌和抗菌药物耐药基因（ARGs）的来源又是传播途径。水生和陆地环境，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和废水系统，持续接收来自人类、动物和工业来源的抗菌药物、耐药微生物和基因[23]。这些输入创造了促进耐药性选择和传播的条件[6]。环境隔室，包括水和土壤，含有临床重要的耐药微生物，如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这些微生物有助于跨部门传播耐药性（表1）。
废水系统是AMR的重要环境储存库和传播途径，因为处理过程可能无法完全去除抗菌药物残留、耐药细菌或ARGs，使它们进入地表水和沿海水域[24,25]。同样，接受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当的粪便和污水污泥的土壤会积累抗菌药物残留和耐药细菌，导致ARGs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长期持久性。
药物废物和农业径流是环境AMR污染的主要原因。来自制药厂址的废水通常含有极高水平的抗生素，远超治疗剂量，这会对环境中的微生物群落产生强烈的选择压力[26]。在农业区，来自畜牧场和水产养殖的径流将抗菌药物和耐药细菌添加到附近的水道和沉积物中。这些贡献不仅促进有害细菌中的耐药性发展，也促进环境共生菌中的耐药性发展，后者可将ARGs转移到人类和动物病原体[27]。
耐药基因的传播因HGT方法而加剧，包括接合、转化和转导。水生和土壤环境为微生物相互作用和基因交换提供了理想条件，允许ARGs在细菌物种和生态位之间转移[7,28]。可移动遗传元件，如质粒、整合子和转座子，促进了这一过程，并加速了耐药性在环境、动物和人类相关细菌之间的传播[29]。因此，环境耐药组将人类抗菌药物使用与临床AMR结局联系起来。
AMR的环境传播可能因气候变化而恶化。洪水、温度升高和水循环变化可促进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在水系统、土壤和农业区域中的移动和存活[30,31]。
表2和图1概述了人类、动物和环境领域中的主要驱动因素、传播途径和关键干预措施，突显了一体化健康行动的关键点。AMR传播通过连接人类、动物和环境的相互关联的直接和间接途径发生。
（注：因原文中表2和图1内容已在摘要和主体部分概括，且要求去掉图示标识，此处仅总结文字描述。）AMR的传播途径包括人类健康领域的直接人际接触、医疗保健相关感染、受污染的水和食物；动物健康和食品生产领域的食物链污染（肉类、奶制品、蛋类和海鲜）、直接接触农场动物（职业暴露）、径流进入土壤和水体；环境领域的受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土壤和沉积物储存库、野生动物媒介和生态系统扩散。关键干预措施包括人类健康中的抗菌药物管理（AMS）、加强医疗机构和社区的感染预防与控制（IPC）、公众教育和行为改变；动物健康和食品生产中的兽医AMS、生物安全和疫苗接种、审慎使用法规和抗生素替代品；环境中的环境监测和监测、废水处理和污染控制、药物排放法规。跨部门一体化健康行动需要整合这些策略，以有效遏制AMR。
